《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论坛综述

《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论坛综述

今年是恩格斯（ 1820.11.28-1895.8.5 ）诞辰  200  周年，也是《自然辩证法》发表  95  周年。《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 1873 年至 1886 年间陆续写作的一部未完成的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 科技创新， 1925  年由苏联第一次以德、俄文对照本的形式正式出版。尽管已经流转百年，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光芒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失而黯淡。

2020 年 10 月 17 、 24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与《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的“《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学术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化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应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探索建立《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技的内在关联

本次论坛的主旨是： 探索建立《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技的内在关联。

《自然辩证法通讯》胡志强主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下来理解人对自然的认识。 这一理论洞见也为以于光远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继承。 中国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一直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对人类生活的意义。 当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革命性变革，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和哲学大解放。

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着重论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结合问题，即“两科”的联盟，以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包括《反杜林论》的哲学意义和人文高度。董教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同时又超越了当时的自然科学，这充分显示了哲学的意义和价值，恩格斯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起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其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是无可否认的。董教授还指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事”的角度，都具有“两科联盟”的鲜明特征。之后，他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两科联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应对策略，发人深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冯鹏志教授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进入和传播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阶段和演进特征，指出自然辩证法尤其是其所指向和塑造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不仅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始终在场的重要哲学滋养，而且也必将为  21  世纪中国更深入地把握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科技创新的国家方略和科技发展的文明深度提供时代性出场的哲学思维引导。

西安交通大学梁军教授重点关注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范式所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从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演化来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经历了“原始的自发的统一”到近代以来的分化过程。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纪念恩格斯的一种路径是深入拓展“自然辩证法”理论范式的时代价值。梁教授指出自然辩证法 科技创新，从其本质、内在逻辑和规律来看，信息技术尤其是数据技术给我们开辟了新的想象空间，使得科学与人文具有重新走向统一的可能性。这正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返古开新之处。此外，从历时性角度，梁军教授还回顾和阐释了《自然辩证法》产生的科技革命背景及其理论范式，论证了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演化与对立统一中的底层逻辑。

这次论坛主要邀请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也有若干科学技术哲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给论坛带来了新的视角。

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首先对比了唯物主义与物理主义之间的关系，分别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分析了二者的联系，并对物理主义的定义和分类做了更加详细的阐释。他还探讨了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以及大众哲学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相关问题。他指出对于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代理和概括，因为其思想与大众所关注的可能相差甚远。哲学应该是去研究大众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给大众留问题。做哲学研究，梅教授强调应该要找到被忽视的一面。

山西大学陈敬坤副教授认为当代泛心论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不仅与唯物论和物理主义相容，同时也为意识和经验提供合理解释。他分析了泛心论世界观的主要困难，讨论了组合问题的解决路径，对物理主义和反物理主义、意识与心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南开大学陶锋副教授对人工智能和辩证法展开了自己的发言。他就自然辩证法的延伸——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的规律、自然辩证法的挑战——作为主体的人工智能的法则，以及从人工智能美学来看人工智能与辩证法三方面进行了分析。陶教授强调人类应该坚持对人工智能的可控与不可控的辩证思维，需要重视人工智能的不可控要素，并在发言的最后从审美理性与和谐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

二、重新梳理《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前提

与会专家学者将《自然辩证法》置于恩格斯思想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中研究，重新梳理了《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从纪念和缅怀恩格斯的角度出发，从宏观上阐述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并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误解进行了剖析和正确解读。郝教授叙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贡献，阐释了恩格斯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的重要性，以及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和完善、拓展和修正的重大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以“怎样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为题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精彩论述。陈教授对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担当的角色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指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解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进一步肯定了对恩格斯的独创性工作，提示我们决不能忽视并且需要认真对待恩格斯的重大贡献。在发言的结尾，陈教授指出对恩格斯最好的纪念和缅怀，就是去认真解读恩格斯的宝贵思想。

吉林大学贺来教授着眼于恩格斯 50 多年学术生涯所凸显的哲学品格和哲学精神，从宏面层面探讨了这对于推进我们今天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具有的示范意义，他提出，恩格斯哲学生涯和哲学探求中所展现的不断自我超越和自我批判精神，恩格斯通过在与人类文化的不同学科的批判性对话，既充分吸取其思想营养，同时又对其限度进行前提性的批判中，表达和生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实现了哲学工作方式和表达方式的重大转换，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重大成果的高度关注和深入反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传统，这对于深入把握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关系，推动哲学的当代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当代意义。他强调，今天学习和纪念恩格斯，除了对其著述和文本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学习和传承恩格斯这种哲学品格和哲学精神。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与会专家学者广泛涉及的问题。他们批判了“马恩 断裂论”、 “马恩对立说”等错误观点 。

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分享了关于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的相关研究。他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担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争议，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以文献学根据、思想证明、理论建构三个方面为依据，详细阐释了广松涉对“恩格斯主导说”的证明思路。虽然韩教授并不认同广松涉的研究结果，但是对于广松涉的研究方法及文献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启发。

中国政法大学文兵教授分析了诺曼·莱文的《辩证法的内部对话》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曲解，认为莱文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存在对立是站不住脚的。在莱文看来，他们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各自分别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莱文认为，恩格斯只是简单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套用到了自然观上，然后又推及到历史观上，这也与事实不符。但从实质上看，莱文是从黑格尔主观意识方面来曲解恩格斯，同时也曲解了马克思。文教授高度认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时提出必须把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的观点，认为这一表述中的协调并非是还原或套用，正是表明了自然观与历史观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统一的事实，而这一统一就是既辩证又唯物的新的世界观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

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贡献。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首先讨论了恩格斯一生的理论事业，肯定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强调了恩格斯无可争议的唯物史观创始人及卓越的阐述者和推进者的地位。唯物史观既是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现实基础，也对我们今天社会和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吴教授进而辨析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性质，针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不可分割、彼此制约的关系，突出了历史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华东师范大学陈立新教授着重强调了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他指出我们今天评价恩格斯的历史贡献，绝不能脱离时代处境来空泛地谈，而应该把恩格斯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来公正地评价，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可否认的。他深刻点明了要克服用所谓的真实历史细节阉割和掩盖历史的历史观。

青年恩格斯思想及恩格斯和《资本论》的关系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

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从青年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效应方面展开自己的发言。刘教授分析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之外、甚至在马克思之前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发现的，并分别归纳马克思与恩格斯转变之路的思想历程。另一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辟了众多的现代社会科学新学科新领域新视野，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在发言最后，刘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关注城市社会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目光研究城市问题，阐释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当代城市和社会的共鸣感，点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非城市化的倾向。

吉林大学白刚教授从青年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出发，对恩格斯与《资本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白教授指出恩格斯的术语的革命，为《资本论》批判提供了主要的“经济学范畴”。恩格斯否定“基督教经济学”，开启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揭示，确立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捕捉到了《资本论》关注的“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最终提出了《资本论》的根本任务——消灭私有制。恩格斯的《大纲》为马克思开启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经济学的“新世界”，《大纲》就是《资本论》的经济学“底本”。

中国政法大学吴照玉讲师以“青年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及其局限性——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考察对象”为题展开发言。她分别从恩格斯对市民社会考察的线索、《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和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对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思想建构及其学术贡献方面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他论述了当代国外一些专家对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学术贡献进行弱化是错误的，重新解读了恩格斯《神圣家族》所作的章节的哲学意义，否认恩格斯仅仅是一位现实的中立的调研者，对恩格斯敏锐的批判者和发现者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强调，并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阐释了他对恩格斯的资本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的理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与资本批判和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在七十五年的生命历程中，亲身感受了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悉心清理了资本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运动，并通过整理《资本论》手稿完成了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体系化建构，更借助工人运动有效地探索了超越资本的实践方式。恩格斯去世后，资本世界发生的很多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其展开的一系列工作所产生的后续效应。而  20  世纪后期以来“消费社会”、“数字资本主义”的来临，不过是资本所带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趋势的最新体现。只要资本仍然是塑造世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无产阶级就不会消失，但革命之路依然艰难而漫长。在此意义上，恩格斯的资本批判依然是不可超越的！

与会专家学者还抱着与时俱进态度 对恩格斯著述和文本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重思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新的解读。他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同时具有贯穿性、全局性、不可避免性，并且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的层面上提出了世界从何而来、人能否把握世界、人如何改变世界以及人如何评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四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重点分析了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基本精神，认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深刻描述了现代人类的困境，并且指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并非是在历史认识论的意义上阐发义理的，而是从根基上即历史存在论的方面加以考察。张教授批判阿尔都塞的断裂论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理论，给出了正确理解历史合力论的方法，最终突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他们想要争取的就是可称作利益或欲望的权利这一结论。

首都师范大学黄志军副教授指出，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从恩格斯到伯恩斯坦，再到卢卡奇，辩证法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指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深刻的变化根源于当时社会实践状况的更迭，反映在时代的思想表征中，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话语的流转与变更。恩格斯辩证法的科学规律话语是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科学证明，伯恩斯坦辩证法的革命策略话语试图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寻求理论基础，卢卡奇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话语则是试图回到黑格尔辩证法重新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或总体性的认识。这三种话语的根本分歧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阐释，其根源是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实践的不同体验与理解，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来说是一种历史参照，也是一种现实启示。

三、深化阐释《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内涵

本次论坛在深化阐释《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内涵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发表了关于“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精彩演说，他犀利地指出当今学术界许多的理论研究对恩格斯实质理解并没有把握到，人们忽略《自然辩证法》只是一部手稿而非一部完整著作，以及忽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以至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和研究《自然辩证法》。其次，他强调不能把手稿纯粹当作一部著作来理解，而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来理解其深刻的内涵。最后，他系统地阐释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和理解。

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从恩格斯的科学家身份展开讨论《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论坛综述，他首先强调了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对身后世界影响至关重要的意义，批判了第二国际以来对恩格斯的曲解，指出我们在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之际，更应该着重思考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独特意义。如果离开对恩格斯思想正确的理解和思考，就不能公正的评价恩格斯的历史贡献。

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以“恩格斯的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题阐述了他关于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意义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不能归结为其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而主要表现为其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所阐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即以实践观点为基石、以自然辩证法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它对人与自然的分化过程、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作了深刻阐发。他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观特别是他关于必须通过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  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以《自然、神性与人文》为题，阐述了他关于承认自然界优先地位及自然性的观点。张教授首先指出我们必须要承认自然界的独立性和优先地位，当然这一认识和信念是在人类的活动即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得出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自然界及其自然性只是社会历史范畴，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只是人与大自然的一部分所实现的“本质的统一”，尽管这个进程可以不断展开，但永远不可完结，人类也永远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张教授还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自然、神性和人文的关系，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上古时代的人类都认为大自然是充满神性和灵性的。而到了近代，随着现代化在西方和非西方的次第展开，自然的神圣性逐渐被消解，人类的主体性、人类社会及文化的作用显著提高，这样就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反观中国思想史，尤其是道教学说推崇天地万物的自然性，即它自己如此、自然而然，人之道效法天之道。庄子还提出“天”不仅是“在天之天”，而且是“在人之天”，荀子也有相关论述。最后，张教授突出强调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应当有自知之明，从根本上顺应自然。人类固然需要利用和发展科技的力量，但科技不过是人类利用各种自然物质形态本身的性质，使在自然状态下不能结合的自然物质结合起来。人类应该真正做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谦逊的姿态。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从《自然辩证法》在科学上的价值，《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定位，以及《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意义等三个角度自然辩证法 科技创新，论述了《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他指出，无论是根据爱因斯坦和列奥·阿龙斯的评价，还是根据当代物理学和科学史的客观事实，《自然辩证法》这部手稿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价值。但这不意味着否定《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事实上，在理论分工的意义上，恩格斯开拓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自然观研究的新领域《自然辩证法》与现代科学技术论坛综述，这是马克思没有从事或较少从事的“几个专门的领域”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独特贡献。而《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意义则集中体现为恩格斯所阐述的哲学自然观，它既不是实证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是黑格尔式的思辨自然哲学，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强调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来考察自然界，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相互制约，同时又承认自然界相对于人类活动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恩格斯所阐述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只要恰当地阐述和正确地理解，它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当代价值。

南开大学孔明安教授从精神分析的视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意义进行了新解读。他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对辩证法概念进行重新理解，辩证法是对立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对立，而非单方面的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必须消除国内对辩证法的严重误解；就此而论，恩格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非常熟悉的。不仅如此，恩格斯将辩证法运用于人与自然的分析，指出了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而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创伤裂痕”关系的观点进一步佐证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论点，即人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只能保持某种脆弱的“平衡”；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观点都是痴人说梦。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多种多样视角来探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这次论坛的鲜明特色。

北京师范大学鲁克俭教授以“作为自然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兼论恩格斯自然哲学与谢林、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关系”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鲁教授分别从自然辩证法即自然哲学、马克思论自然史、自然史是否等于博物学、自然史是否人化自然、大历史观（人类纪）、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然哲学（物活论）、恩格斯自然哲学更接近谢林自然哲学而非黑格尔自然哲学等七个方面展开讨论，最终得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社会）和自然领域都不存在根本差异，二者的思想是大同小异的。其次，鲁教授提出教科书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论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误读，因为恩格斯所强调的新自然观是引入时间之矢的发展观（自然史），不是简单的位移运动，而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可逆发展。

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以“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辩证法”为题，探讨了十九世纪以来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特别是思辨性的概念批评与实际自然科学研究的不同。他以“恩格斯——肖莱马——脂肪烃”为例，指出肖莱马研究脂肪烃这一具体自然对象，既要做实验，也要做数理计算，这是典型的现代科学研究。恩格斯也会谈脂肪烃、自然和化学，强调“三大规律”，但他既不下实验室，也不做真正的数学推算，其真理性诉诸一般理智，没有实验或数理的确证程序，没有自然科学上的实质意义，这是哲学性的反思。因此《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以及混杂其间的概念批评——近乎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辩证法，属于某种自然哲学思考。这对实际的自然科学与其说有“指导”作用，不如说有“参考”价值。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通过阐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一般辩证法的规律、来路、证明方法及学习途径的论述，分析了经验命题与范畴命题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命题中的不同构成作用，揭示了辩证法规律所具有的不为经验事实所证伪的绝对性，以及这种性质与其唯物主义基础的内在矛盾。

中山大学荣伟杰博士以他的出版的专著为底本，考察了恩格斯的发展观，力图检查它在逻辑论证上是否合理，以及在理论论证上是否自洽，最终得出不论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批判，还是他的发展观本身，都需要重新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以早期《自然辩证法》传入中国的译本为主题，分享了近代学者杜畏之《自然辩证法》中译本的相关情况。张教授系统地介绍了杜畏之的人物生平及其生活年代的社会现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以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在国内的传播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做了前期的扫盲工作。除了对杜畏之译本出版过程的解读，张教授还对这个译本译文进行了考证，解读了哲学诸多术语的翻译变迁，增加了本次论坛的趣味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副研究员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出发，强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必须注重思想前提，即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其次，对辩证法的批判必须具有普遍性的视角，也不能矮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对象，而应该认真对待诸如杜林等人的思想及作品。要想解读恩格斯的思想，则必须先读懂恩格斯批判对象的著作，从思想中感受思想的超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卢斌典博士详细论述了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  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对自然辩证法的定义、自然辩证法与“历史科学”、“历史辩证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反驳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误解，解读了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内涵，强调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李斌主任对本次论坛进行总结性发言。李斌从科学和人文融合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对新科技革命的理解。科学的跨越发展，需要哲学的启发和激励。哲学与科学的相互促进，有助于创造开放活跃的思想环境，推进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的产生。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简单总结了参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强调了恩格斯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阐释了时至今日仍然对科学与人文结合具有指导意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并从为什么要纪念恩格斯、纪念恩格斯何种思想和怎样纪念恩格斯三个方面重新阐明了举办本次学术论坛的动因和意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推动对新科技革命的理解，而且对自然科学的跨越发展也有相当程度上的启发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