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业为何如此繁荣？单看如何收税？严密程度真是大开眼界
宋代商业为何如此繁荣？单看如何收税？严密程度真是大开眼界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以及技术的提升，使得宋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比前朝更为繁多，且数量显著增多。
1、宋朝什么商品畅销?
这些商品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这些商品属于生产资料类别，涵盖诸如铁制、木制或铁木混合材质的各类农业工具、手工业生产用具、交通工具如车船，以及耕作所需的牛等。
这些应用领域涵盖了农业、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多个方面。鉴于那时的生产规模尚且有限，各个生产部门的分工尚不精细，因此其产品结构相对较为简单。
就商品的价格而言，尽管某些车船可能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钱财，但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差异并不显著。以北宋初期为例，一头耕牛的价格大约是3000文，而一把镰刀的价格仅为数十百文，两者之间的差距仅几十倍，与生活资料相比，这种价格差异显得较小，而且在构成上也更为简单。
第二类是属于生活资料范围内的商品。
在构成此类商品的比例中，粮食与布料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这两项，既是饮食又是衣着，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需求。它们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上升，反映了宋朝越来越多的人从种植业中退出，转而依赖商品粮为生。随着宋朝生产的进步，一些农民，包括生产条件较好的佃农，将多余的粮食带入市场进行交易，这些出售的余粮已经完全转变为了商品形态。是米面、布帛等商品滋养了那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城市居民，而在那些地少人稠、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也亟需商品粮的补给。例如歙州的居民，他们把茶叶、漆、纸张和木材运往江西，依赖那里的米粮自给自足。
严州地势多山，当地居民的粮食主要依赖邻近郡县。随着人口向城镇的聚集，城镇内粮食及副食品的供应面临巨大挑战。汴京依赖漕运，而杭州则依赖外地运来的大米。据记载，没有三四千石大米就无法维持一日的需求，这还不包括城市外厢居民和过往商客的消耗。由此可以推断，当时对大米的需求量非常巨大，粮食贸易也异常繁荣。
宋朝时期的日常用品种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多，其中北宋被誉为全国之最的物品包括蜀地的精美锦缎、定窑的瓷器、浙江的优质漆器、吴地的优质纸张、晋地的铜器、西域的良马、东边的优质丝绸、建州的香茶、福州的荔枝、临江的黄雀以及江阴县的河豚等，不胜枚举。
生活用品的价格差异相较于生产资料更为显著，以衣物为例，在北宋初期，一匹绸缎售价高达六百文，而一匹麻布仅需二百文，两者之间相差三倍之多。
在丝织品领域，差距尤为显著，诸如遍布繁复花纹的锦背缎子等高档产品，“每一端锦缎足以织成数匹绢”。若将这些高档锦缎如鹿胎等，再以金丝线进行缝制装饰，其差距便愈发悬殊。至于其他生活用品，诸如金银细工、螺钿器物以及玉石牙骨雕刻而成的特殊手工艺品，它们与普通百姓日常所用物品相比，价格差距何止百千倍！
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仅限于皇室贵族、权贵官员以及富商巨贾等少数人享用，而广大农民和士兵们则只能穿着粗劣且价格低廉的褐色布料和麻质衣物。
在宋朝时期，不论是生产资料的货物还是生活资料的物品，其产品在地域特色方面表现显著，各地均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优质商品和知名品牌。
这一特性的形成，首先源于各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例如北方如利国监、莱芜监等地因富含铁矿资源，故而以铁器制造而闻名于全国；其次，广南西路、福建路、两浙路等地耕牛数量众多，北方所需耕牛主要便来源于这些地区。
二是各地传承并发展了前人的生产技艺，实现了创新，生产出了精美的商品，因此赢得了市场的极高评价。在北宋初期，文人陶谷在其著作《清异录》中记载了世间所谓的“九福”之盛。
京师之地，钱福、眼福、病福、屏帷之福俱全，吴越之地口福不浅，洛阳之花福泽深厚，蜀川之药福广受欢迎，秦陇之鞍马福便利出行，燕赵之衣裳福独具特色。
在这九种福物中，蜀川药福代表着该地区知名的药材商品；秦陇鞍马福则是指这一带的优质马匹和精美的马鞍；而燕赵的衣裳福则主要指的是该地区出产的优质丝绸制品。“九福”实际上涵盖了各地独具特色的名牌产品。
这类产品在历经多年交易后，不断接受商品价值标准的检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故而也证明了自己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2、商品都卖给谁?
随着宋朝商业贸易的兴盛，商品在地区间的流通愈发活跃，各类商品的流动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与独特特征。
总体而言，在那个年代，农副产品市场呈现出一种“汇聚”趋势，即从乡村产地出发，经过墟市、镇市，最终流向城市。以粮食为例，秀州魏塘镇上的士大夫方回观察到，当地“吴侬之野”的佃农将自家十余石余粮运至魏塘镇，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随后，镇上的商贩将米粮收集起来，再以每百石为一单位，通过水路运输至杭州、秀州、南浔、姑苏等地进行销售。
通过这种以心为向导的活动，大米被运往杭州、苏州等城市及区域市场的核心地带。比如在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当地所产，米最为丰饶”，“民众每年种植自用粮食之余，剩余的大米都用于交易，大商人汇集小户人家的积蓄，小船也依附于大船一同营运，辗转贩卖，谋求丰厚的利润”。
商品粮运输至城市的模式已成为常态，而诸如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也普遍呈现出向城市中心集中的趋势。
手工业品一旦成为商品进行流通，便呈现出一种“辐射”式的流动模式。究其原因，在于某种手工业产品在特定地区完成大量生产后，商贩们将其运送至各地，从而形成了这种辐射状的流通形态。
定瓷产自定州与曲阳，不仅流通于宋朝统治下的众多州军之间，还远至辽朝的统治区域。又如福州所属县份的铁器，不仅满足了福州周边地区的需求，还通过“三章泉福等州转海兴贩”的方式，将货物运往海上，进而流通至浙江地区。
类似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其他产业密集的产品领域。另外，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商品往往首先汇集于明州、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随后再通过船只运往海外各国，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辐射”过程。
北宋与南宋时期，商品流通的路径存在差异。北宋的政治经济核心位于汴京，而国防重心则放在北方，因此，各类商品和军需物资不断从南方涌入，流向京师汴京以及北部的边防重镇。以宋真宗时期为例，三司曾上报：“众多富商大贾从江淮地区低价购买粳稻，转而运往京师，以此赚取高额利润。”
这些商品粮主要被用于满足汴京庞大的皇室、官僚阶层以及众多市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河北、河东、陕西地区的军需粮草，除了依赖政府的漕运之外，还迫切需要从黄河中下游区域源源不断地流入的大量商品粮。
南宋时期，政治与经济的核心均位于临安，因此商品流通呈现出向心趋势，自西向东逐渐汇聚至临安。与此同时，那些军事边防要地，诸如荆襄和两淮地区，则依赖东南地区的市场进行物资补给。
3、宋朝究竟如何收税?
宋政府将商税视为关键的财政收入，在两宋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商税的征收规模持续扩大，这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导致了国家财政结构的显著转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宋政府逐步构建并完善了自身的商税体系。
(一)商税则例
宋朝建立初期，便对商业税收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条例。陈傅良曾言：“在艺祖开创基业的那一年，便率先确立了商业税收条例，自此之后，历代王朝都将此条例视为家规，世代遵循。”该条例涉及对商业行为征收税费的相关条款，它摒弃了以往分裂时期各国各自为政的征税体系，转而实行全国统一、一体化的征税制度。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的流通，平衡了税收征收的轻重不一，并保障了商旅的安全。然而，对于条例的实际执行效果，仍需进行深入的细致分析。
商税则例的内容前后有一个变化。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制定的则例称:
所有丝绸布匹、香料药材、珍贵货物、牲畜如羊和猪、民间出售的田地、店铺住宅、马、牛、驴、骡子、骆驼，以及商人贩卖的盐，均计入其中。
由此可以推断，最初的规定仅列举了应纳税的物品名称，而具体的税率则是按照货价的2%来征收过税，住税则为3%，然而并未明确列出各类货物的具体税额。为了确保商税规定的有效实施，宋朝政府采取了公开张贴榜文、公布于众的措施，将应纳税的商品名单要求各级政府分别记录，并张贴在税务机构、官署以及交通要道的墙壁上，“应纳税之物品，令相关机构逐一明确，颁布全国，公示于公告板，置于官署房屋墙壁，以确保遵守”。
该制度在遏制地方政府擅自增加重税，以及维护商人权益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正面影响。
自崇宁五年（1106年）起，对相关则例进行了修订，细化了各类货物所应缴纳的税款数额，旨在防止税务部门擅自提高税额。同时，还明文规定每十年对则例进行一次全面修订，确保税收与物品价值相匹配。
南宋时期，战事频仍，导致物价飞涨，税收难以稳定。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颁布诏书，要求两浙、江西等地转运司，“搜集本路相关税则，评估市场价格的涨跌，力求适中”，从而启动了新一轮商税则例的修订工作。此举还明确了税务则例需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整。
南宋时期，对商税则例进行了多次修订，结果税额持续上升，私自增加税收的现象愈发盛行宋代四川商业贸易十分，税项也变得越发繁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人们遭受了连续的盘剥。商税则例的修订和再次制定，暴露了宋代封建统治阶层对商业利润的极度贪婪。
(二)商税的种类
宋代的商税主要涵盖住税和过税两大类别。过税是指对那些从事货物转贩的商旅征收的税费，其税率是货物价格的百分之二。而开设店铺的商人，若在当地销售货物，或是行商抵达住卖地后分售商品，当地税务部门将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之三征收税费，这便是住税。此外，住税的缴纳者还包括那些既从事商品生产又兼营商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部分同时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农民。
除了上述两种类型之外，宋朝还设有某些独特的商税形式，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翻税。翻税，亦称翻引税，比如，两淮地区的茶商所持有的长引，规定“水路不得穿越过高邮县，陆路则不能越过天长县”，后来有所变动，那些愿意前往楚州或盱眙的商贩，每携带二十三贯或二十六贯的引货，都需要额外缴纳十贯五百文的费用，这种为了改变货物销售地点而额外缴纳的税费，便被称作“翻引钱”。
这种翻引钱现象主要在茶叶贸易领域较为普遍，而在榷盐业务中，所谓的“钞面转廊”与这种翻税行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亦属于一种独特的商业税收形式。
除了这些官方认可的、经过多次修订且税负不断加重的税目之外，宋朝的官员们还违反了商税的相关规定，擅自设立了众多新的、繁重的税收项目。
例如:
力胜钱是一种根据船只规模征收的税费。若船上有货物，征收力胜钱尚有理由，但若船只空载，仍需缴纳此税。更有甚者，某些地区，船只一旦靠岸，便需支付费用，这种费用被称为“到岸钱”。
市例钱是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创设的，它是在官方税收之外，额外对商人征收的一种税费，比如对苎麻、山豆根等低价商品征税。这种正税钱与市例钱的数额相差不大，实际上等同于额外征收了一倍的税。尽管后来有所减免，但规定三百文以上的商品必须缴纳市例钱，并形成了一种惯例。
在商业交易中，商人们需在每经过一个市集时支付一笔通行税，从起点到终点，这样的税收层层叠加，虽然政府的商业税收因而增加，但商品抵达目的地后，商家只能通过提高售价来弥补运输成本，这最终导致普通消费者承受了损失。
上述杂税揭示了宋朝虽实施了统一的商税条例，但条例之外，各地另行设立名目征税的情况屡见不鲜。这说明，在统一的国家市场尚未形成之际，各地市场的封建和地方特色始终如一。即便是在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全国税例得以制定，征商的随意性依然难以避免。
(三)商税征收的形式与比例
宋朝时期，商税的征收主要采用货币作为计价标准。以熙宁十年（1077年）为例，全国范围内的商税收入呈现多样化，如汴京地区达到了四十万二千三百七十九贯一百三十七文，而南恩州的丹轮场则仅有二贯八百五十四文，这些数额均以钱为单位进行计算。苏辙也曾指出：“在官府收缴的货币中，主要来源于茶、盐、酒税以及各种杂项收入。”
显而易见，现金在商业税收的征缴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宋代四川商业贸易十分，其征收比例介于2%到3%之间，各有不同。
此外，宋代的商税还包括对特定产品的征税，即所谓的“有官须者宋代四川商业贸易十分，十取其一，称为抽税”。这种产品的抽税率固定为百分之十，例如木料，每十根中抽取一根作为税，之后允许自由买卖，不再征收商税。
南宋时期，实际征收的税率已超过10%，以徽州和严州为例，若将木材运往临安，需缴纳三分之一的税，即30%，这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商税。所征收的税项主要包括竹、木、砖瓦等物资，对商品进行的“抽解”过程，与市舶贸易中的“抽解”方式基本相同。
宋代对商业征税主要采取货币和实物两种手段，对于某些特别商品，比如黄金、白银和铜钱，同样要征收税费。按照宋朝政府的条例，不仅商人需要纳税，凡是携带金银及其制品出城的个人，也都必须缴纳相应的税款。
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之前，夔州曾采购用于上供的银两。按照“旧例”，商人携带银两进入城内时，每两需缴纳四百五十文的税钱，若没有邻州的公引，则税额翻倍。然而，由于税率过高导致贩运者减少，这一规定最终被废止。
在宋仁宗年间，汴京的商税院提出了一项建议：对于银和银制器物，每单位需缴纳四十文的税款，而金制品则是每单位两百文，这一提议得到了皇帝的赞同。此外，宋朝时期的铜钱一旦出城，同样需要缴纳相应的税费。
宋太祖建国之年，即在诏书中提到:
“诸州勿得苛留行旅赍装，除货币当输算外，不得辄发箧搜索。”
诏书中提及的“货币”一词，自然涵盖了铜钱。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他废除了对铜钱的禁令，使得铜钱得以流通至海外各国。然而，据闻边境州军的钱币流出境外时，仅对每贯铜钱征收一定的税金。这一情况亦反映出携带铜钱需缴纳税费。唯有那些用于购买茶叶、盐等商品的实际现金，以及出售官物所得并带出城外的钱款，才不在商税征收范围内。
到了南宋年间，鉴于官方铸币数量稀少，市面上铜币变得稀缺，为了促进铜币流通，政府明令禁止对铜钱征收税费。
(四)对于偷漏税的处罚条例
宋代商税种类众多，征收频率亦高，更兼有诸多额外征收的沉重税费，商人为了追求利益，常常想方设法逃避或隐瞒税收。他们或通过小径、支流绕过税务关卡，或依循旧例寻求捷径，以减少经过的税卡数量。为了确保商税的稳定收入，宋朝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惩罚措施。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诏书中就指出:
敢于藏匿物品者一旦被官府捕获，其财物将被没收三分之一，剩余部分的一半需分给捕捉者。对于偷逃税款的行为，根据金额大小，分别给予四十鞭的笞刑，若税款满十贯，则需额外杖打八十下。对于偷税漏税者，将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施以鞭笞、杖责、加倍缴纳罚金以及没收货物三分之一等惩罚措施。对于那些冒充大商人进行贸易运输、谎称已经缴纳税款却私自侵吞税款、而原主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应当追缴其非法所得宋代商业为何如此繁荣？单看如何收税？严密程度真是大开眼界，并要求代理人缴纳相应款项，同时将货物归还给原主。即便遇到赦免令，也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绝不姑息。
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以遏制逃税行为，确保国家商业税收的稳定征收。规定商人必须按照规定路线从起点到目的地纳税，若私自走小路逃避税收，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同时，对于举报逃税行为的举报人，将给予丰厚的奖励。
在各税务部门设有若干人员，负责在走私通道检查商税，并要求逃税商人返回缴纳或在前方税务点一并征税。官府还担心商人借婚姻之名私运“聘礼中的丝绸布匹”逃往其他州县，因此规定，此类物品在本州县内可免征商税，但一旦离开本州县，前往其他州县，“便依照规定征税”。婚姻登记亦需支付商业税费，这一举措反映出宋朝对税收逃漏行为的防范之严格、要求之严格。
宋朝一方面严格防范商人逃税或漏税，确保国家税收稳定，另一方面，还制定了针对特定商品或在特定情境下减免商税的相关政策。这些特殊商品主要包括粮食、农具、耕牛等农业生产必需品，宋初开始在部分地区实施对这些商品的税收减免措施。
宋仁宗时期之后，相关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整理。所谓特殊情况，主要涉及水灾、旱灾等灾害发生时，为确保民众的基本生计，对商贩的经营活动实施税收减免。然而，宋朝政府在实际执行这些税收减免政策的过程中，常常附加了一些额外的条件，导致减免措施流于形式。宋高宗曾言：“天下诸多物品本不应征税，例如牛、米、柴、面等。”
然而，在实际的贸易活动中，这些商品即便应纳税仍照旧征收，而那些本不应纳税却被征税的商品更是数不胜数。事实上，在宋朝，只有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候，米面等物资的商税才会被免除，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时间里，那些宣布免税的诏令往往只是徒有虚名。
4、谁在收税?
同时，宋政府在健全商税条例、强化对偷漏税行为的惩罚力度之际，亦对商税征收部门实施了改革，从京城至乡村集市宋代商业为何如此繁荣？单看如何收税？严密程度真是大开眼界，构建起一套周密的税收征管体系。
北宋时期的四个都城和南宋的临安都设立了都商税院，而一些经济繁荣的州府也设立了商税务和商税院。从那时起，各个州县普遍设立了税务机构，关卡和镇所也有设置，规模较大的地方专门设立官员进行监管，规模较小的则由官员和副官共同管理，各州则由都监和监押共同负责。
宋代在地方基层普遍设立了税务机构，以熙宁十年为参考，全国共有税务机构1993处，若将买扑税场（税铺）纳入计算，数量将更为庞大。这些税务机构多选址于交通便捷之地，亦或在城内设立，沿河分置税亭以方便征税。
随着商业旅行活动的动态调整，税收征管的中心随之变动，逐渐向税收征管更加便捷的区域转移。
为了适应“官路”税收制度，宋朝在各地方设立了税务机构，并派遣了相关人员驻守于路口和港汊，负责对过往商旅进行稽查。
